惊闻程千帆先生遽归道山，心中戚戚者有好几天。
我与程千帆先生素昧平生，仅仅在将近10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因某种机缘与程先生有过三次书札往来。虽然这联系极其有限，但程先生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的高风亮节，一种长者的风范，当时就深深地感染了我，给我以深刻的教益，时至今日依然难以忘怀……
比较而言，我们对于明清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整理，比诸对于先秦至唐宋的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整理显得更为薄弱。因此在80年代初，程千帆先生毅然出任《明清文学理论丛书》的主编，充分显示了程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恢弘的学术气魂。
1983年底，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即属于程先生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之一种。
近人陈廷焯（1853—1892）的《白雨斋词话》，是一部在中国词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词论著作，但以前流传的一直是经过删节的八卷本，80年代初，陈氏手写的十卷原稿才重现于世。因此山东齐鲁书社率先将它排印出版，并加以详尽的注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拜读之后，感到此书错误太多，如不及时纠正、制止，那么就“糟蹋”了这么好的一个选题，使这套丛书也无法发挥良好的学术作用。我便不揣冒昧地给程先生写了封信，并把与手稿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对照发现的差错抄如另纸，编订成册，也寄给了程先生。由于考虑欠周，我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对程先生提出了责难。信发出之后，我为自己的卤莽灭裂、口不择言而后悔不已。但出乎意料，时隔不久，程先生给我来了回信。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歉意；虽然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许多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但程先生却一再责备自己没有做好工作。程先生还告诉我，他已把我的勘误复印了转交给校注者，同时按照我的要求，把勘误原稿寄还给我。当时程先生已年逾古稀，复遭鼓盆之戚。我至今为自己的不情之求内疚不已。
1988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汪辟疆文集》，凡67万余言。这是程先生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为自己的先师编成的遗集。我们只要读一读程先生写的该集后记，就清楚他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所付出的艰辛劳动。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伯坚（白坚）先生的《夏完淳集笺校》。在该集附录中，收录了汪辟疆先生的《题重刻夏节愍全集》、《钞夏内史集竟即题其后》（诗）、《再题内史集》（诗）和《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节录），却都不为《汪辟疆文集》所收录。为此，我写信向程先生讨教。程先生收到信，没几天就回信给我：
桐椿先生： 十月十八日来信收到。汪先生文集所收是文革中其著作大半被毁后的残存部分，故无法全备，应继续增补。但也有的文字是考虑后没有收入的，如关于夏完淳及其家族二文即是。这两篇文章写于抗战初期，先师手边材料不完备，为了宣传抗战，匆促发表，后亦无暇改定。更需要考虑的，是文中将明清战争与中日战争比观，将夏当作当日的抗日爱国将领之类的人来评价。今天看来，明清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改朝换代的问题，而非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问题。为此事，王伯坚先生也问过我，但未深入讨论，结果，王先生编夏集收有此文，而我编汪集则未收，所谓“各尊其闻”、“各行其是”是也。至汪先生题夏集二诗，显系失收，因我编诗时，仅据被“革命小将”焚掠之余的残本，未能广事搜求。承您关注，谨此奉复，敬颂 大安！ 程千帆十月二十九日 多年前中苏交恶时，苏学者竟谓“柳条边”为中国国界，自此以北皆非中国，此可警惕者也。（今日西藏内蒙亦不无此类问题。）
我与程先生的第三次通信，纯粹是为自己的一件私事。程先生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中有一种《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我在上海的书店里久觅不得，于是写信求助于程先生。程先生来信告诉我，可与出版社联系（他把出版社的详细地址和具体办理邮购的部门告诉了我），也可与校点者联系。程先生说，校点者是他的同事，但由于自己年老多病，无法帮助我向校点者联系。我经程先生指点，后来与校点者尹志腾先生联系上了，尹先生很快寄赠一册，满足了我的要求。
程千帆先生是前辈学者中将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治学方法结合得比较好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的论文集《古诗考索》，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为《唐诗鉴赏辞典》所写的序言，高屋建瓴，开阖自如，具有尺幅千里的磅礴气势，洵为唐诗研究的典范论文而毫不为过。70年代中期，程先生应已故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之请，由武汉重返母校南大（原中央大学）执掌教席，20余年来，在程先生带领和培育之下，南大中文系已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作风严谨、成果丰硕的学术群体，成为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因此之故，我们更感到程先生的逝世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同时面对自己身后后继有人的繁荣局面，程先生亦应含笑于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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